“百年回顾：文化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9年6月29日至7月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主办的“百年回顾：文化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近八十位海内外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6月30日上午，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开幕，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陈剑澜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孙郁教授首先致辞。陈剑澜教授向海内外来宾表示欢迎，认为会议以学术态度回望五四世纪历程，纪念历史中的重大时刻，意义深远，并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孙郁教授在致辞中回顾了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历史，指出人民大学之延安传统，使该校的诞生与发展，成为中国百年文化和学术转型的缩影；世界各地学者在此相会，从不同视角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与东亚文明，别有深意。

  大会发言第一场由香港浸会大学黄子平教授主持，香港岭南大学许子东教授点评。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首先发言，题目为“互为包孕的‘新文化’与‘五四’”。陈平原教授指出，“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拥有不同的发展脉络，他辨析了两者的相互包孕关系，以救亡与爱国为核心的“五四”不能涵盖以民主与科学为中心的“新文化”，“五四”乃是新文化运动逐步推动的可能性之一。

  北京大学何怀宏教授的发言为“‘东西殊途’与‘无问西东’——梁漱溟东西文化论再思考”。何怀宏教授指出，梁漱溟在近百年前依据对人生的根本态度之不同，提出了自己对世界文化的三分法：即一意向前和向外用力的西方文化，和属于东方文化中的两支：向后和向内的印度文化与折中平衡的中国文化。他认为未来的世界文化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但是，中国自己应该先走西方的路。百年之后，东方西方在根本的价值观念上都比较趋同，也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但同样存在巨大的隐忧。这不仅因为各国若单纯追求自身利益不一定能消弭冲突；还因为无限制的逐物追求有可能对整个人类及其生存环境提出严重挑战。

  本次研讨会不乏知名国际学者的身影。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胡志德教授的发言题为“Wenxue and New Practices of Writing in Post-1840 China”。他注重分析“文学”词义在近代中国的变迁。“文学”现在的意义是19世纪末从日本借用过来的，来源于英文的“literature”，但“文学”这个词在中国早已被长久使用。最有意思的现象是所谓的“重写本效应”，也就是说，近现代“文学”的“前历史”是不是真的存在对文学新意义和新作用的未确认影响。

  韩国白石大学柳泳夏教授的发言题为“叙事与文化解读——为重构东亚话语”。他从分析韩国历史博物馆的叙事出发，探讨东亚话语的现在性。历史博物馆的常设展示，是博物馆的组织总动员、长时间准备下诞生的产物，正是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活教材，在此层面上是自己国家历史中心的，其叙事所呈现的认同和可能与事实并不相符。历史博物馆可说是探索某个地区或组织本土性的最佳场所。

  大会发言第二场由北京师范大学方维规教授主持，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黄乔生教授评议。

  湖南人民出版社朱正编审作报告“陈独秀与胡适的交往”。他概述了陈独秀与胡适因《青年杂志》出刊而相识相交的过程。报告展示了陈独秀与胡适二十多年交往的许多重要史料，五四新文化的多元性从中得到体现。胡适为《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所作序言，对陈独秀最后的民主政治的见解作了相当高的评价，这对陈独秀和胡适都是一篇重要的文章。

  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魏简教授的发言题目为“鲁迅与章炳麟：新文化、保守主义与地方传统”。文章回顾了鲁迅师从章炳麟所受到的思想影响，并通过对鲁迅小说的分析，探讨其政治立场。同大多数五四思想家一样，鲁迅对他所希冀的新文化运动所能带来的民族解放并没有一个简单绝对的概念。直到1927年，鲁迅小说中仍然可见国粹理论和其他保守主义思想家对鲁迅的早期影响。

  香港浸会大学黄子平教授的发言为“声的偏至——鲁迅留日时期的主体性思想研究笔记”。身处二十世纪初中华文明的总体性沦亡之中，鲁迅“别求新声于异邦”，呼唤“摩罗诗力”和“神思新宗”来冲决“人界的荒凉”。他以是否出于“纯白之心”的“独具之声”来判断晚清思想言论的“诚伪”。“声”的主题或意象贯串于鲁迅留日时期的文字活动，构成了他彼时之主体性思想（“立人”）中的“声的政治学”或“声的伦理学”。“心声”是鲁迅留日时期“立人”方案的基点，他把一种声音和人的主体“心性”结合起来，“声”是主体“心性”或“自性”的表征，亦可与一民族的命运相关联。先觉者的“心声内曜”于是成为“世界—历史”的新的推动力。

  香港岭南大学许子东教授的发言题为“‘奴隶’、‘奴才’与‘奴隶性’——重读《阿Q正传》”。“奴隶”与“奴才”是鲁迅文章中常出现的两个关键词，有时看上去意思接近甚至不无混淆。但实际上两个概念有着微妙且意义重大的区别。《阿Q正传》还出现了另一个概念“奴隶性”，这个概念最为具体地体现了鲁迅关于“奴隶”和“奴才”两个概念的长期思考。

  日本早稻田大学小川利康教授的发言为“剖析《人的文学》的思想骨骼——蔼理斯与新村主义的影响”。小川教授对于周作人研究颇有造诣。他分析周作人参照的文献，指出《人的文学》包含蔼理斯与新村主义两层思想结构。周作人在此影响下发展自己的文学理论，走向神秘主义，关注“想象”。但他思维偏于理性主义，无以全面接受神秘主义。总体而言，五四时期周作人同时接受日本文学思潮和十九世纪末英国文学思潮的影响。

  6月30日下午，会议进入分组讨论阶段。第一分会场第一场发言由陕西师范大学李继凯教授主持，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洪昔杓教授评议。复旦大学陈建华教授首先发言，他的题目为“鲁迅《肥皂》解读——从商品的角度”。文章从商品经济、物质角度分析鲁迅小说《肥皂》，侧重探讨鲁迅作品中现代物质文明、女性、家庭与城市生活的话题。《肥皂》标志着鲁迅从“国民性”的整体批判转向对日常生活与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人性及其阶级属性的复杂形态的思考，在其精致写实小说形式的追求中蕴含着对现实中国更为准确的把握。

  沈阳师范大学季红真教授和裴争的发言题为“文白同体/诗文互征：共时形态的对话结构——《狂人日记》复调艺术新论”。作者觉得，《狂人日记》最突出的特色表现在多重话语在一个共时结构中彼此对话的复调叙事方式。这直接体现在文白同体的语言形式上，同时还形成了诗文互证的修辞特征，于是生成了《狂人日记》复调小说独特的中国式样，区别于起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域外复调小说形式。

  美国卫斯理学院宋明炜副教授的发言为“《狂人日記》是科幻小说吗？——论科幻小说的诗学问题与鲁迅对于科幻文学的影响”。他指出，在熟悉的鲁迅文本背后，将《狂人日记》置于科幻文学史中考察，结合鲁迅与当代科幻作家韩松的创作做多元化的分析，同样可带来许多启示。

  中国传媒大学逄增玉教授发言题为“鲁迅的多元中国观与其启蒙思想和文学的装置”。作者指出，在鲁迅小说的整体世界里，思想分裂与对立而导致的普遍性的无法交流对话的思想文化休克现象广泛出现。鲁迅小说对启蒙主义的诉求同时又包含了对启蒙的质疑和颠覆的主题和叙事装置，与他对社会、国情和多元化中国的认识和价值判断，存在深邃的精神接点和联结。

  中国人民大学张洁宇教授的发言为“从体制人到革命人：鲁迅与‘弃教从文’”。文章指出，通过其杂文写作，鲁迅将文学创作变成一种更加直接真实、更具行动力的战斗方式。杂文以其高度的现实关联性和巨大的艺术涵容性，令鲁迅从一个“体制人”过渡为自觉的独立的批判的思想家，并在现实的逼迫下，完成了“弃教从文”这一重大的人生抉择。

  第一分会场第二场发言由中山大学林岗教授主持，美国卫斯理学院宋明炜副教授评议。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明凤英教授的发言题目为“晚清摩登？：从‘新小说’到海派‘摩登’”。民国初年，“通俗小说”流行，成为杂志和文学市场的新宠。本文提出“晚清摩登”的说法，追索晚清“新小说”到民初“摩登”小说的发展，勾勒出晚清到民初小说发展的文化地形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赵稀方教授的发言为“翻译与现代性建构——《学衡》的翻译”。《学衡》同人已经不会单一化地看待西方文化，而是站在西方文化内部有所区分和辨明。他们所译介的西方文学，是按他们的标准所选择的西方文学精华，与五四新文化人的视野并不相同。《学衡》不遗余力全面译介古希腊文化，试图向国人展现西方文化中理性典雅的路径，平衡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偏至。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洪昔杓教授的发言为“周作人的‘东亚文明’意识——以武者小路实笃、柳宗悦对周作人的影响以及他对韩国文化的认识为中心”。1919年前后周作人对日本“新村运动”及“白桦派”知识分子的理念产生共鸣，向往人类主义或世界主义。他高度评价韩国的文化地位和艺术价值，翻译“朝鲜传说”以论证韩国文化自我认同。遗憾的是，周作人虽积极提倡研究东亚文明，却未能将研究引向“思想”的深度，最后走上了亲日附逆歧途。

  北京师范大学黄开发教授的发言为“论语派小品文线年代的历史语境中，论语派小品文具有高度政治性。林语堂等人关于小品文的言说，反映出自由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体现了特定的政治立场和文化政治意图。其话语是通过小品文、性灵、自由题材、闲适笔调和幽默等关键词建构起来的。围绕着它们，论语派与左翼作家展开激烈论争。

  鲁迅‘走异路、逃异地’考述”，通过考校各种史料，重建历史现场，勾勒鲁迅“走异路、逃异地”本相，论证其所谓“走异路”实为“逐新潮”，“学费贵”实为“无资格”，“逃异地”实为“投叔祖”。将鲁迅言行嵌入其人生经验、思想心态发展历史中，才能相对客观地在实证基础上得出研究结论。

  ‘文学革命’的思想问题”。王风教授回顾“文学革命”展开的历史过程，梳理其中重要人物如钱玄同、二周兄弟等参与的历史背景。如鲁迅、周作人兄弟，起始对《新青年》既无附和的冲动，也无驳斥的意图，他们也未考虑改行白话。而张勋复辟成为他们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关键触媒。

  文学与国语/现代汉语建设新论”为题发言。当代“国语”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确立起来的，同清末以来或中国古代的白话文具有质的区别。现代汉语应重回文学语言的传统和标准，重新规范化，重回胡适“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双向运动。语言学研究和词典编纂都应以文学作品为语料和语库，维护现代汉语的纯洁和健康。

  ‘成都模式’与现代文学发生的多重路径问题”。作者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必要改变沿袭多年的外来文学与文化的冲击/回应方式，进一步发掘梳理中国社会与文化自我演变的内部事实。“成都模式”与北京、上海一起，代表着中国社会走向近现代的独特的市民文化与区域文化基础。

  杨墨美苏之辨——1940年代后期知识界政治思想之一瞥”。美式和俄式这两条道路的选择，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政党论争竞逐的焦点。在抗战结束后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沟通融汇中西文化，以杨墨并进概括时代，进而以杨墨譬喻美苏，深刻体现了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变化趋势和自身存在意识。

  反专制运动中内含的专制因素：安那其主义视角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安那其”包含反对一切形式的统治之意。以安那其主义的视角看，新文化运动虽然是一场反专制运动，但也内含着专制因素，其反专制逻辑存在对自身的盲视。事实上，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知识精英“开明专制”的色彩，即以一种被视为普遍真理的知识来启蒙民众，从而改造国民性，却很少反思这种启蒙本身的绝对合理性来自何处。

  陆萍为何是医生——重读丁玲《在医院中》”。报告对丁玲作品做多元化的分析，指出“陆萍是医生而不是文艺知识分子”这样的一个问题，隐含着重要的历史语境。对于五四一代，弃医从文是因为认为拯救灵魂更重要；而对丁玲这样的“五四二代”，肉体上的救助也许更具意义，因为只有以肉身为依托的启蒙才是真正有效的。因此小说主人公必须是医学而非文艺知识分子。

  忠贞’的悖论：丁玲的烈女/烈士认同与革命时代的性别政治”。秋瑾和向警予都是丁玲自觉追溯的革命源头和精神教母。丁玲在礼教上拒绝烈女，在政治意义上却认同烈女，在矛盾而不自觉的双重态度中，最终走向现代的烈士崇拜。在新的意义上，女烈士是对烈女的超克，也是对烈女无法完全的超克。

  鲁迅、周作人失和与羽太信子的癔症”。发言指出，此前诸多关于二周兄弟失和的研究，屡屡归因于羽太信子的癔症发作。歇斯底里不仅是压抑的结果，也是反抗的表征。羽太信子以偏执到歇斯底里的凝视/发声方式，将自己深刻嵌入了男性主导、书写的历史中。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不难发现作为“他者”的羽太信子的某种历史能动性。

  威权的失落与主体的新变——吕惠如与南京女学风潮谫论”。知名女子教育家吕惠如在清末民初经历了两次南京女学风潮，其戏剧性经历体现了晚清以来原有女子教育宗旨的崩裂，标志着女学生主体性的重要新变，女学生在情感、信仰、思想等方面快速成长，于五四运动中真正成为“新女性”群体。

  第二分会场第二场发言由首都师范大学张志忠教授主持，西南大学王本朝教授点评。南京师范大学杨洪承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五四时代与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起源——以陈独秀、李大钊、张闻天、恽代英现代作家为例”。发言考察了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起源问题。它与近现代中国思想革新的重要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以及陈独秀等一批集多重身份于一身的先觉者们密不可分。正是这批现代作家感应时代脉搏、汇聚多元资源，在心与身、言与行的互动过程中，呈现了革命文学源于同一性基调的使命感、忧患意识的社会关怀。

  1940年代：沈从文的思想与创作”。1940年代的沈从文内心苦闷孤寂。他进一步从形而上层面思索宇宙、自然等繁复问题，写下不少散文。而在他的小说创作中，那个曾经最能代表沈从文个人叙事特点的湘西世界正在逐渐隐去。这种思想和创作状况，体现了他个人命运所处的不确定性。

  《骆驼祥子》穷人本位立场的意义与歧途——老舍小说《骆驼祥子》的人学思想新论”。发言认为，《骆驼祥子》总体上是一部以勤勉本份的穷人为本位的长篇小说。作品欣赏早先自强不息的主人公，否定走向末路时放弃奋斗的祥子，从自律自为的自由意志觉醒角度来界定人的主体性，也生成了守护穷人基本生存权的权利意识。

  《“锻炼锻炼”》：从解读之争到阐释之变——赵树理短篇名作再思考”。文章认为，经过董大中、陈思和重新解读，该小说的“深层逻辑”和“潜在话语”被开掘出来，但此种解读似有过度阐释之嫌。所谓“深层逻辑”和“潜在话语”不在小说文本之内，而在文学场域之外。又因小说作者对现实重大问题的言说往往内外有别，“直谏”式话语无法立即进入小说内部“深层逻辑”，演变为“潜在话语”。

  漠然‘旁观’还是倾心‘融合’——沈从文川南土改行刍议”。作者关注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生存处境与精神活动，以沈从文书信为主要材料，从侧面可以体察沈从文执着地由“思”的角度理解新中国社会变革的艰难、犹疑和欣悦甚至得意。沈从文自居“乡下人”的自我意识，使得他更顺利地站到人民的位置体会历史。

  论百年现实主义的尴尬”。五四文坛主流高扬现实主义旗帜，但在创作上却很少客观模写现实，多为张扬个性解放的抒情作品。其后对现实主义的诠释五花八门，甚至有生搬硬套之嫌。

  新文化运动与‘女性主义’之诞生”。“Feminism”最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有过几种译名，20世纪30年代之后，“女权主义”逐渐普及。不过在大多数译介者和使用者那里，各种译名在含义和用法上并无本质差别。“Feminism”是一个开放动态、涵盖面广的思想领域，无论哪种译名都难以完全涵盖原词的所有意义。而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介绍民主根源和平等观念，极大促进了新文化新道德的建构，使中国女性解放实践在五四时期独步一时。

  极度敏感的‘人间爱’信徒——‘人的文学’时期朱自清‘人间感’的发现与塑型”。朱自清作为“人的文学”时期的代表作家，在体验和表现面对实际人生的新感受时，显现出超乎常人的敏感与异常激烈的情感反映，最突出的是五四新人遭遇漠视理想“人间爱”的现实时的悲哀、无奈与激愤。

  谢冕先生诗学思想论要——以《中国新诗史略》为中心”之题目发言，对谢冕的诗学思想进行回望和总括。谢冕先生一直站在当代诗坛最前沿，与中国新诗同命运共悲欢。《中国新诗史略》集其毕生之功，是他对百年中国新诗的庄严的总结。

  1923-1925:‘国民文学’的倡导与论争”。1923至1925年，发生在创造社成员和《语丝》群体之间的“国民文学”论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建设现代国家、塑造现代国民的历史要求在新文学建设领域的体现。论争从不同角度确认和阐发了“国民文学”的属性，展示出五四新文学的另一种走向与可能性。

  《子夜》与1930年的丝业工人大罢工”为题发言。《子夜》写出了1930年代上海的罢工斗争和对其的领导，反映了当时中国工人政治的复杂性。1930年7月在上海发动丝业总同盟罢工，《子夜》中的第三次工人运动即取材于此。选择丝业作为小说表现对象，有着深邃思考和良苦用心。

  1920年代清华园中的国家主义思潮”。1920年代清华一方面深受欧美影响，一方面又有着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从留美清华学子中出现了“大江会”这样的国家主义团体，也出现了闻一多等鼓吹国家主义的文学家，国家主义对清华影响之深广持久，其事实清晰可见。

  燕京大学与中国左翼文学运动”。报告说明，目前1930年代北平地区左翼文学较少引起学界关注。北平左翼文学的主体力量，是当时就读于高校的文学青年，其作品基本通过校园出版物或自办同人报刊发表。左翼文学在燕京大学学生中产生广泛影响，与其成为一二九运动策源地不无联系。

  ‘信’与‘爱’的辩证法——对20世纪中国知识话语范式的初步考察”。知识和价值的二分被视为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自19世纪以来，在西方知识话语的强势影响下，中国古典思想体系被动地开始经历一个范式的转变。回顾二十世纪对知识和价值问题的思考：王国维以“信”和“爱”的难题取代了古典思想体系的道术问题，到20世纪中前期确立了以社会认识论来规范价值问题，再到改革时期以文化相对论（文化建构论）来反思知识建构的问题。知识与价值的关系构成了理解中国学术话语范式问题的一条线索，即从现代知识话语的发轫，到认识论范式的主导地位，再到社会建构论话语的兴起。

  拟态制服百年祭”。鲁迅在编辑“热风”时，把中国“拟态生物”的“拟态”进化技术命名为“拟态的制服”。当鲁迅抓住“拟态”的概念时，又顺着时间之轴，“形而上”地看到中国拟态生物的本质：时间流转，时代流转，拟态生物的“拟态的制服早已破碎，显出自身的本相来了”。重读鲁迅，这一“拟态制服”词组是一个能概括五四时期与百年中国的概念。

  创建理想社会的实验地”。主要研究对象为1920—1930年代发生在福建泉州鲜为人知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泉州到1920年代中期已形成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无政府主义阵营，开展了反封建迷信、反苛捐杂税、反阶级压迫、反侵略战争、反军阀专制以及为妇女争自由等无政府主义运动。1934年年初，南京政权实际控制福建后，这一运动很快被下去，中国无政府主义实际运动也彻底“终结”。这场运动虽然最终以失败而告结束，但产生了一批研究中国现代无政府主义运动史、教育史以及工人运动史等方面的重要历史文献。

  现代佛教文学批评视域中的苏曼殊”。苏曼殊作为活跃在新旧时代交界处的作家，地位类似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但丁，他是中国传统旧文学的终结者，也是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催生者，其影响可谓横跨世俗文学与宗教文学，只有从这两者的结合来看他的成就，才能真正看到他的价值与意义。

  关于当代作家性别观调查的分析”。从2018年7月到2018年12月底，她用半年的时间对中国当代127位新锐作家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性别观调查。从这次调查能够准确的看出，中国新一代作家对两性关系及性别意识的理解显示了应该有的文明、现代，比如几乎所有男性作家都特别提到自己的男女平等意识。但从中也可看到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隐秘发展曲线以及中国文学语境中的性别关系真实写照。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传统时代与百年中国的文化嬗变”。百年中国现代与传统的角力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以旧压新阶段；以新压旧阶段和当下后传统时代的新旧并存阶段。如何认识“传统”，受制于看待传统的态度与目的，而既往之所以对传统存在诸多的曲解和误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我们“现代观”的主观、武断和生硬。因此有必要拟设一个超越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的具有超在性的“第三方立场”，从比较中立的立场促成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视与对话。

  ‘文化磨合思潮’与‘大现代文学’建构”。发言指出，现代中国文化是在现代时空中的中外文化逐步“磨合”而来的。“文化磨合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产生了深切而又重要的影响。唯有“大磨合”，才有“大现代”。进入21世纪，伴随着“文化磨合思潮”的深入发展，更具兼容性和多样性的多元文化，使我国“新世纪文学”呈现出多元多样的文学形态。

  道的公共化：数字人文视野下中国近代‘公道’概念的形成与演变研究”。经过数字人文技术的协助，宏观勾勒出“公道”概念的转化轨迹，揭示“道”的公共化历程，修正前人“由天到人”的说法，提出应加入“公”，中国近代价值观的发展应是“由天到公，由公到人”的发展历史。“公道”概念从以天道、天理为判最终转移到普遍个人权利。由此亦可推进数字方法在人文研究上的应用。

  浅谈作为国际先锋主义的五四精神及其当代意义——以田汉、伊文思及罗伯逊为中心”。发言进一步拓宽五四精神的所指，并以田汉、伊文思、罗伯逊及其一代国际先锋主义者在一战后的艺术政治活动为起点，梳理三者共同的“对中国的痴迷”，以此探究五四精神的国际性与中国性。在此基础上反思五四精神在民族主义及社会主义语境中对当代人文发展的影响及其对未来人文研究方向的启发意义。

  台湾‘现代文学体制’的建构：从日治时期一波三折的白话文运动谈起”。“现代文学体制”抵达台湾的时间点落在日本殖民时期的中段。从某一种意义来说，二十世纪中叶的政治动乱所催生的意外果实，是几个不同的丰富文化传统在1949年后台湾文化场域中卓有成效的汇集。其中荦荦大者，是民国时期所发展的中国现代白话文学传统中某些特定面向。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看，台湾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和其他东亚地区出现的版本同样具有某一种意义下的“非规范性”，与这个区域共通的时代驱力和地理政治息息相关。它的某些面向凸显了东亚地区“压缩现代性”的特色。

  对五四新文化的制衡与反思——从《学衡》到《东南论衡》”。发言指出，“学衡派”属于相对松散的“文化保守主义”或“新传统主义”文人群体。其社员的言论有相对的同一性，即试图从文化发展的承继性和规范化上，在国粹与新知、保守与开创的实际生活中，追求连续性和平衡性的融合。这一群体同样在文化领域有着独献，如在推广白话文的运动中，归国从事教育领导工作的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生就起了重要作用。

  ‘文艺复兴’与‘思想启蒙’——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身份认同”。“文艺复兴”与“思想启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共同存在、不可分割的两个命题。虽然“思想启蒙”曾被作为五四新文学精神内涵的主要特征，但“文艺复兴”却暗潮涌动，且日渐成为主流话语，“思想启蒙”则被反思、质疑或遮蔽，出现了从“反叛传统”到“回归传统”的话语转向。对于“思想启蒙”与“文艺复兴”的不同定位和价值确认，关系到五四新文学运动发生的资源、路径和功能问题。五四新文学与新文化运动拥有历史和逻辑的必然联系，新文学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和载体，“思想启蒙”和“个性解放”则被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赋予了崇高的历史使命和价值期许。

  意义危机与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转型”。在文化冲突导致文化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意义的失落、转换和重构或重建，往往是这一段时期出现的一种重要的精神文化现象。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标志着一种全新的现代文化之兴起，也标志着晚清以降的中西文化冲突已从社会政治制度层面，全方面进入到了思想和精神文化层面，出现了重新建构人生价值与意义的历史呼声。针对文学的语言艺术特性，新文学倡导者首先是选择以改变话语权为突破口，发起“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运动。于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中，中国新文学充当了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急先锋”，其主旨之一就是要通过文学这一最感性的形式，探寻重构现代中国人的价值和意义世界的新路径。

  文化的应激反应——‘五四’的启蒙与救亡”。发言指出，五四新思潮以布告天下的姿态宣示中国以往二千年历史背景和文化为“罪恶”，它本身又是晚清民初复杂交缠历史的产物。这种思想文化的“高光姿态”为中国三千年思想文化史所未见。它是思想文化在罕见的历史时刻节点上发生的非正常现象，如此决绝是因为舍此无以开辟未来。五四新思潮的“抉心自食”彻底改变了晚清思想文化点滴累积而变迁的方式，从根本上说，它是思想文化的“应激反应”——在环境高强度的刺激下发生的超越自身正常承担接受的能力的特异反应。五四新思潮最令人回味的是它的决绝姿态创造了与既往传统思想文化的鸿沟。与其把这理解为新思潮的过错，不如理解为留待今人继续努力的重任。

  从中国学案看‘后殖民’阐释潜能——重估‘美学大讨论’暨《人间词话》评论的地缘语境”。夏中义教授将“日丹诺夫模式与‘美学大讨论’暨《人间词话》评论之关系”这些中国学案，置于“后殖民”框架去作思想史透视。将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的苏联影响，纳入后殖民批判视野。“后殖民”理论准确解惑了上述学案的若干疑难，而且其所蕴涵的宏大阐释潜能，也得以别样喷发，从而使本属“西学”范畴的“后殖民”走出其狭义格局而意外地赢得涵盖地球的广义格局。

  与曾彦修老先生的交往”。蓝先生回忆了同曾彦修老先生的交往，从点滴日常中展现曾老犀利的分析能力和人格魅力。从老先生的文学成绩与精神求索中，体现了追求真理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

  重读几本书：回望上世纪90年代”。她回顾了上世纪90年代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读书经历，反映了当时的时代文化氛围。通过漫谈90年代读书的方式，反省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情况，以另一个维度重新理解五四。

  最后，会议召集人杨联芬教授进行总结致辞。杨联芬教授回顾1919年《新青年》杂志对“我们理想的新时代”的定义和展望，强调“五四”既是历史，同时具有当下性。本次会议所涉论题时间跨度较长、涵盖问题丰富，与会的众多学者，在五四多元性、鲁迅研究、性别文化、翻译、社团流派及理论思潮等议题上各抒己见，不时擦出思想火花，取得了丰硕的思想成果。